“西方国家有私人侦探，现在我们中国也有了，在沈阳成立的一家叫克顿调查事务所的就是这样的机构。创办私人侦探机构是对公安事业的有益补充，这是新生事物应予以支持。”

儿子死了，我的心也似乎被儿子带走了。生活中，我成了一个没有希望、没有快乐，干啥都觉得没有意思的木头人。

坐在办公桌前面对和儿子生前的合影，我痴痴呆呆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出生在沈阳城西北郊区的四方台村，这个村子隶属于现在的于洪区解放乡。村子的历史并不悠久，但村里的老年人对外说起这个村子的时候，却常常好把它和当年的乾隆皇帝联系在一起。说是，乾隆皇帝当年到盛京来的路上曾途经此地，还说当年村头有座小桥叫四方桥。乾隆帝走上四方桥的时候，心血来潮曾出了个上联叫跟随他的宰相刘罗锅子对句。乾隆帝的上联说：“四方桥，桥四方，站在桥上望四方，四方四方真四方，”而刘罗锅子对的下联则是：“万岁爷，爷万岁，站在桥下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实，只要了解点野史的人都清楚，这是乾隆微服私访时的一段民间传说。

据父亲讲，我家祖籍山东曲阜，是地地道道的孟子后代。到了太爷那辈，山东遭灾，地里颗粒不收，太爷只好领着几个兄弟闯关东，最后就在四方台村扎了根。但究竟是先有的村子然后接纳了我太爷和他的兄弟们，还是此地原本荒凉一片，太爷和他的兄弟们落脚之后垒土为屋才慢慢形成村落，这我没有考证。不过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最初的四方台村村民大多是我们孟姓人。我现在也深信，在我的身上，打小就带有祖上那种敢于闯荡，勇猛无畏的遗传基因。

不过，我太爷长得什么模样，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爷爷年轻时先是靠给地主当长工，后来靠偷艺掌握了烧酒和做豆腐的技术，并在离家不远的平罗堡谋得了一份为人烧酒的活计，慢慢得才把家庭建立起来。和许许多多圣人的后代一样，我爷爷尽管自身没有文化，但却把文化看得比啥都重要，因此，在他经济还不十分充裕的时候，就咬着牙把我父亲培养到了国高毕业。

父亲正是凭着爷爷给打下的经济基础和本身识文断字的优越条件，才娶到了有“小家碧玉”之称的我母亲。在同龄人中，父亲当年极具文化优势，因此刚刚实行“土地改革”时，新婚不久的父亲就当上了土地改革工作组的文书，待共和国成立之时，父亲已是乡里干部。当年，父亲还有一次肯定会改变自己一生的机会，那就是沈阳城解放之后，新闻战线缺少文化人，区里正式推荐父亲到《辽宁日报》社工作。父亲带着这个消息回家后赶忙请示爷爷，爷爷抽着蛤蟆烟沉思了大半天之后才一字一句地说：“你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而你弟弟却刚刚成年，又没啥事干，不如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弟弟，如果你愿意进城，将来再另找机会。”父亲绝对是个孝子，对爷爷的话不论对错，就知道一个执行。于是，叔父顶替了父亲的名额，高高兴兴地进了《辽宁日报》社工作。父亲则在乡里干了几年之后，就遵从爷爷的安排，赶着一挂马车进城做起了拉脚生意。

那时候，父亲特别好摆弄马，有时候没活，父亲就到马行去和人家一起谈马经。总想把看好的马买下来。好在那时候城里的机动车极少，父亲赶车拉脚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过父亲所挣的钱除了养活全家六口人外，大部分都给了爷爷，父母为此也经常争吵。那年爷爷卖掉了收获的高粱，加上积攒的钱给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子。后来，爷爷和奶奶干脆也从四方台老家搬到了城里。这样，父亲拉脚所挣的钱，等于是养活了两家人。

50年代，父亲在沈阳城小北边门拉脚的时候我才三四岁。那时只要天气好，父亲拿着鞭子一说走，我就会嚷着闹着要跟父亲去。妈那时又怀了我弟弟，对我也顾不过来。而父亲则让我坐在马车沿板上靠近他，赶车就走。中午饿了，父亲就给我买上两个杠子头和一碗豆腐脑吃，困了，就让我躺在他怀中睡一觉。

我8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到沈河区令闻二校上学读书。那时候学校抓得不紧，作业也不多，家长由于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因此，放学之后和星期天，我和般般大的孩子基本上都处于没说没管的放羊状态。

我敢说我打小就具备组织和领导能力，并颇具谋略。当时我家居住在惠工街的山东堡，那里和我上下差不了几岁的孩子每条巷子都有十多个，我们这条巷子的孩子无论是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只要我招呼一声，他们都会响应。慢慢的，我们以巷为界，形成了孩子帮。有一次，我们帮里有一个男孩儿被别的巷子的孩子给打了，他被打后不是去找自己的父母，而是找到了我，我一听就叫了几个帮里的小伙伴，埋伏在巷子口，堵住欺负他的那个小男孩儿就打，直打得他跪地求饶才算罢手。事后，为了感谢我们几个小伙伴的仗义相助，找我帮他打架的那个小男孩儿还从家里偷出了一瓶酒。有了酒，我们都回家取了个小饭碗，然后分别用别针将手指肚扎出点血滴在酒碗里，模仿着江湖好汉的样子，歃血为盟。此后，除了上学以外，我们这帮小伙伴几乎是整天在一起玩耍。有的时候，我把小伙伴们分成两伙，用废纸包上土当做炮弹对攻，常常打得满脸满身全是脏土，整个小巷乌烟瘴气。

十来岁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干的另一件淘气事就是扒火车。那时候，我家的房后就是火车道，又恰好是火车刚刚出站的转弯处，每有火车通过，行进的速度就会放慢，每当经过的货物列车放慢速度时，我们几个身手敏捷的同伴就快速爬上去：火车拉煤，我们就往下扒煤；火车拉水果，我们就往下扔水果，扔了一阵，待火车转过弯去加速之前我们就会飞身跳下，然后和在下边接应的小伙伴们一起收拾战利品，由我给他们每人分得一份之后各回各家。我领着小伙伴们在外边淘气干坏事，父亲知道的不多，后来我的二弟和三弟也加入了我的队伍，这才引起了父亲的关注。

我父亲是个讲究家教的人，但他信奉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而决不是老祖宗孟夫子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每当我领着两个弟弟出去淘气回来，父亲就会命令我们站成一排，然后让我们伸出手来，他用竹板子逐个地打我们的手板。有一次，父亲知道了我带头扒火车的事，气得把我吊在了房梁上一顿暴打，直到呵护我的姑妈来和他拼命他才把我从房梁上放了下来。父亲对我们管教得很严格，但他除了叫我们别淘气，别惹祸之外，并没提出什么太具体的要求；倒是妈妈常常苦口婆心地谆谆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遇事要多动脑子，将来也好有些出息。

也正是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才对学习十分用心，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60年代初，父亲的车马已拼入城里的交通运输联社。那时的父亲患上了肺结核病，家中的担子便落在了母亲的身子。一边要给父亲治病，一边又要养育六七个孩子，逼得实在没有招了，妈妈便带上我和我的两个姐姐，春天到郊外去挖野菜，秋天就拉着带车子（人力车）去郊区蔬菜地里捡菜帮子卖，以此艰难度日。后来，母亲看有人从沈阳往黑龙江偏远山区倒药有利可图，就到药店买了一些止痛片等常用药，带上我乘火车闯入了黑龙江偏远的乡村和山区，除了挣了一些钱之外，还换回了一些苞米面。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妈妈当年所具有的商品意识和敢于闯出去的勇气，我父亲的病无钱医治不说，我们这个八口之家也很难顺利地度过那三年大灾之年。但母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父亲的身体刚一康复，母亲就得了肺心病和气管炎，从此，每到冬季，妈就要在医院住上二到三个月。

父母相继生病，使我们几个当儿女的一下子就长大了许多，家里的活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都抢着干。在学习方面，我也更加勤奋努力，并争取到了每月7元钱的二级奖学金。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把领到的7元钱奖学金亲手交给妈妈的时候，妈妈含着眼泪对我说：“刚儿，妈不要你钱。这钱你除了用在学习上，剩余的你就买点东西吃吧！咱家困难，妈顾不过来你们。”我知道妈的心思，妈是看我的身体正在一天天瘦弱，她想让我自己买点吃的补养补养，可我对吃的并不太在乎，除了买些学习用品外，剩余的钱都让我用去看了电影。不知为什么，我小的时候特别迷恋电影，若是让我看电影，哪怕是让我不吃不喝都行。除了看电影之外，当年我的另一大爱好就是看书。这两大爱好也使我养成了少年时代的两大恶习，一个是：一见着自己喜欢的书没有钱去租阅就会想方设法悄悄的装进书包。另一个是：没有钱时为了能看上电影，常常从电影院的围墙上跳过去混到里边，有时为了多看一场，常常躲到厕所里去躲避清场，待到重新入场才悄悄的溜出来。但不管这样做对与不对，看书和看电影确确实实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快乐，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儿子的童年，似乎比我的童年更快乐，除看书看电影之外，他还有写字、画画、踢足球的快乐。可是他死了，死神碾碎了他所有的快乐，也带走了我所有的期望……

看到我仍然沉浸在丧子的痛苦之中，家人都想尽办法让我开心，朋友和同事们也都经常劝慰我，让我振作起来。来自方方面面的劝慰中，一位好朋友的话真正的打动了我。他说：“广刚，你怎么能消沉下去呢？在你儿子心目中，你是一个坚强的父亲，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因此，就算是为了你儿子，你也要振作起来，干一番事业！……”

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男子汉。我的经历虽不及许多英雄人物那般曲折，生活的锤炼也给予了我足够的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