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面前，放着一摞厚厚的书稿，书名是《我的侦探路》，作者的名字叫孟广刚，是“辽宁克顿调查事务所”的创始人，是当代中国私人侦探业的代表者，是一个大名鼎鼎又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恰值“五·一”长假，我又不打算去凑旅游的热闹，便带着悠闲的心情在家中阅读书稿。掩卷之后，阅读引发的兴趣仍然萦绕在我的心间，推动着我的思考……

一

其实，孟广刚这个名字，我早就听说过。

1988年，我在上海的一本关于刑事侦查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平克顿侦探公司与私人保安”。随后，我又组织翻译编写了《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当时，有朋友就劝我成立一家私人侦探所，我说不行，因为我没有实践经验，只能说不能练。其实，我们都是笑谈，并未认真。1993年底，我从美国留学归来。那位朋友又对我说，你当年没干的事情，现在真有人干了。这个人叫“孟广刚”，在沈阳成立了一家“克顿调查事务所”。这两个名字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那段时间的专业教学和科研任务很重，再加上业余小说创作，无暇关注私人侦探的问题。

近年来，私人侦探又“悄然”成为了一个颇受国人关注的话题。从会堂学府到街头巷尾，从讲座研讨到茶余饭后，时常听到有关的议论。或宣传鼓吹，或抨击打压；或说三道四，或品头论足；总之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只要民众关注，就会成为新闻媒体的焦点。由于我以前写过关于私人侦探的文字，现在又专门从事犯罪侦查和证据学的研究，所以就经常有记者来采访，也经常有“业内人士”来联络。2004年，孟广刚发起成立“中国私人侦探协会（筹备会）”，打电话来邀请我赴大会演讲。那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通话，当然是只闻其声，未见其面。虽然我后来因故未能去参加那次会议，虽然那次会议的结局令人遗憾，但是我仍然很关心中国的私人侦探问题，也很关心孟广刚的事业。我很高兴地看到，孟广刚没有倒下，也没有退缩，而是更加执著地走他自己的路。

2006年的春天，我终于在北京见到了孟广刚。他中等身材，穿一件中式外衣。从外表上看，他既不威猛，也不强悍，更没有私人侦探的神秘感，而是带着几分传统商人的精明与平和。我的心底似乎有些失望，因为他与我以前想象中的孟广刚有很大差距，尽管我一时也说不清楚我想象中的孟广刚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不过，随着语言交流的深入，随着对其人生经历的了解，我渐渐发现他身上的一些内在的特质和魅力，而这些恰恰是成就一名出色侦探所必须具备的。另外，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写出了这样一部书稿。

二

谈到私人侦探，谈到孟广刚，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美国私人侦探业的鼻祖——阿伦·平克顿。1819年8月25日，平克顿出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走上了侦探之路。有一天，平克顿在密执安湖中的一个无人小岛上打猎时发现了一堆篝火的余烬。好奇心和乐于探险的性格驱使他去跟踪追查，结果竟然破获了一起伪造货币团伙案。这件事使他在当地名声大噪，并很快成为芝加哥市警察局最早的侦探之一。不过，他似乎并不满足于自己在警察机构中的工作。

1850年，平克顿辞去了芝加哥警察局中的职务，创建了美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平克顿侦探公司。平克顿侦探公司的早期业务主要是侦破发生在铁路上的盗窃案件并向铁路公司提供警卫服务。1860年，美国第16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前往华盛顿就职的路上，有人预谋行刺，正是平克顿公司的侦探们成功地挫败了这一阴谋。美国内战期间，平克顿化名为E·J·阿伦，领导了一个专门搜集南方军情报的组织，该组织后来被命名为美国情报局。

内战结束之后，平克顿便又恢复了他的私人侦探业务。当时，美国正值“西部热”，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人奔聚而来，其中既有正直守法的创业者，也有专以抢劫商店、银行和铁路为业的“牛仔式”强盗。杀人越货、明火执仗、袭击火车、抢劫银行，这些案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面对这大量的犯罪，地方警察机构显得力不从心。于是，人们便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危托付给平克顿侦探公司，其侦探们也以大胆机智的行动博得了公众的赞誉，对猖獗的犯罪也形成一种震慑。因此平克顿的名字甚至飞出了国界，并且出现在柯南·道尔笔下的侦探小说之中。

1884年7月1日，平克顿去世了。不过，他创立的侦探公司并没有因此停止发展。20世纪初期，该公司的业务不断拓展，从刑事案件中的证据调查发展到民事案件和商务纠纷中的证据调查，从国内的保安服务发展到国际的保安服务。1911年，英国内务大臣温斯顿·邱吉尔曾以个人名义要求平克顿侦探公司在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上协助苏格兰场的警察进行保安。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私人侦探机构。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东方国家，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可以在社会生活中看到私人侦探的身影。私人侦探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成熟行业。

何家弘撰写前言(2)

三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动力，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使中国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颇为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包括形而下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也包括形而上的社会观念性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在不同层面上为私人侦探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契机。

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私人侦探业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其一，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了社会供求关系的多样化，从而使私人侦探业有了服务的市场；其二，民营经济也为私人侦探的发展提供了模式和经验。

另一方面，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司法制度的改革也为私人侦探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国人的法律意识逐渐提升，在面对纠纷和解决纠纷时的证据意识也有很大提高。“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于是，以发现证据和收集证据为主要业务的私人侦探就有了用武之地。另外，随着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我国的诉讼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过去，我国采用的是职权主义的纠问式诉讼制度，而现在则转向当事人主义的抗辩式诉讼制度。在后一种诉讼制度下，法官不再主动承担调查取证的职责，而诉讼当事人则必须为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供证据，由于决大多数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既不熟悉证据调查规则也不具备收集证据的技能，所以就需要专门人员为之提供服务，而这也在客观上为私人侦探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中已经存在着对证据调查服务的市场需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孟广刚是私人侦探业在中国兴起的亲历者，《我的侦探路》讲述了孟广刚的人生故事，也从侧面记述了私人侦探业在中国发展的一段历程。它是一本具有特殊意义的著作。其“特殊意义”在于，书中记录的各个案例，如婚外情的调查，如打假、反骗案件的取证，如贪腐案件幽深黑洞的探测，以及社会弱势群体援助，等等，详实记录着私家侦探特殊的办案方式，读者看得到他们如何追踪探案，如何调查取证，如何还原事件真相，见得出侦探这个特殊行业如何在各个领域、层面逐渐拓展，如何在律法与道德夹缝中生长，更见得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不断开明、不断进步的痕迹。它还是一本“著作”。孟广刚不仅仅像侦探小说或者破案传奇的作者那样，注意故事讲述的曲折、抑扬，讲究探案逻辑推理的细致、严密，去展现一种超人的智慧，表达一种惩恶扬善的英雄气概；他还非常冷峻地探测着委托人或调查对象的心理动因、情感状态，清晰地把握着调查手段的法律、道德界限，并且投注自己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知识积淀，将探案工作做成了社会问题调查、社会心理分析，以及现实状态中个体人生价值追求、人格模式构成的分析报告，并且在历史现实的观照下，对私人侦探的行业发展进行着法理学、刑侦学的理论探讨。

“西方国家有私人侦探，现在我们中国也有了，在沈阳成立的一家叫克顿调查事务所的就是这样的机构。创办私人侦探机构是对公安事业的有益补充，这是新生事物应予以支持。”

儿子死了，我的心也似乎被儿子带走了。生活中，我成了一个没有希望、没有快乐，干啥都觉得没有意思的木头人。

坐在办公桌前面对和儿子生前的合影，我痴痴呆呆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出生在沈阳城西北郊区的四方台村，这个村子隶属于现在的于洪区解放乡。村子的历史并不悠久，但村里的老年人对外说起这个村子的时候，却常常好把它和当年的乾隆皇帝联系在一起。说是，乾隆皇帝当年到盛京来的路上曾途经此地，还说当年村头有座小桥叫四方桥。乾隆帝走上四方桥的时候，心血来潮曾出了个上联叫跟随他的宰相刘罗锅子对句。乾隆帝的上联说：“四方桥，桥四方，站在桥上望四方，四方四方真四方，”而刘罗锅子对的下联则是：“万岁爷，爷万岁，站在桥下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实，只要了解点野史的人都清楚，这是乾隆微服私访时的一段民间传说。

据父亲讲，我家祖籍山东曲阜，是地地道道的孟子后代。到了太爷那辈，山东遭灾，地里颗粒不收，太爷只好领着几个兄弟闯关东，最后就在四方台村扎了根。但究竟是先有的村子然后接纳了我太爷和他的兄弟们，还是此地原本荒凉一片，太爷和他的兄弟们落脚之后垒土为屋才慢慢形成村落，这我没有考证。不过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最初的四方台村村民大多是我们孟姓人。我现在也深信，在我的身上，打小就带有祖上那种敢于闯荡，勇猛无畏的遗传基因。

不过，我太爷长得什么模样，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爷爷年轻时先是靠给地主当长工，后来靠偷艺掌握了烧酒和做豆腐的技术，并在离家不远的平罗堡谋得了一份为人烧酒的活计，慢慢得才把家庭建立起来。和许许多多圣人的后代一样，我爷爷尽管自身没有文化，但却把文化看得比啥都重要，因此，在他经济还不十分充裕的时候，就咬着牙把我父亲培养到了国高毕业。

父亲正是凭着爷爷给打下的经济基础和本身识文断字的优越条件，才娶到了有“小家碧玉”之称的我母亲。在同龄人中，父亲当年极具文化优势，因此刚刚实行“土地改革”时，新婚不久的父亲就当上了土地改革工作组的文书，待共和国成立之时，父亲已是乡里干部。当年，父亲还有一次肯定会改变自己一生的机会，那就是沈阳城解放之后，新闻战线缺少文化人，区里正式推荐父亲到《辽宁日报》社工作。父亲带着这个消息回家后赶忙请示爷爷，爷爷抽着蛤蟆烟沉思了大半天之后才一字一句地说：“你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而你弟弟却刚刚成年，又没啥事干，不如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弟弟，如果你愿意进城，将来再另找机会。”父亲绝对是个孝子，对爷爷的话不论对错，就知道一个执行。于是，叔父顶替了父亲的名额，高高兴兴地进了《辽宁日报》社工作。父亲则在乡里干了几年之后，就遵从爷爷的安排，赶着一挂马车进城做起了拉脚生意。

那时候，父亲特别好摆弄马，有时候没活，父亲就到马行去和人家一起谈马经。总想把看好的马买下来。好在那时候城里的机动车极少，父亲赶车拉脚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过父亲所挣的钱除了养活全家六口人外，大部分都给了爷爷，父母为此也经常争吵。那年爷爷卖掉了收获的高粱，加上积攒的钱给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子。后来，爷爷和奶奶干脆也从四方台老家搬到了城里。这样，父亲拉脚所挣的钱，等于是养活了两家人。

50年代，父亲在沈阳城小北边门拉脚的时候我才三四岁。那时只要天气好，父亲拿着鞭子一说走，我就会嚷着闹着要跟父亲去。妈那时又怀了我弟弟，对我也顾不过来。而父亲则让我坐在马车沿板上靠近他，赶车就走。中午饿了，父亲就给我买上两个杠子头和一碗豆腐脑吃，困了，就让我躺在他怀中睡一觉。

我8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到沈河区令闻二校上学读书。那时候学校抓得不紧，作业也不多，家长由于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因此，放学之后和星期天，我和般般大的孩子基本上都处于没说没管的放羊状态。

我敢说我打小就具备组织和领导能力，并颇具谋略。当时我家居住在惠工街的山东堡，那里和我上下差不了几岁的孩子每条巷子都有十多个，我们这条巷子的孩子无论是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只要我招呼一声，他们都会响应。慢慢的，我们以巷为界，形成了孩子帮。有一次，我们帮里有一个男孩儿被别的巷子的孩子给打了，他被打后不是去找自己的父母，而是找到了我，我一听就叫了几个帮里的小伙伴，埋伏在巷子口，堵住欺负他的那个小男孩儿就打，直打得他跪地求饶才算罢手。事后，为了感谢我们几个小伙伴的仗义相助，找我帮他打架的那个小男孩儿还从家里偷出了一瓶酒。有了酒，我们都回家取了个小饭碗，然后分别用别针将手指肚扎出点血滴在酒碗里，模仿着江湖好汉的样子，歃血为盟。此后，除了上学以外，我们这帮小伙伴几乎是整天在一起玩耍。有的时候，我把小伙伴们分成两伙，用废纸包上土当做炮弹对攻，常常打得满脸满身全是脏土，整个小巷乌烟瘴气。